从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看相声
偶然的一个脑洞。从1911年看相声在50年代之后所经历的改革和复古。
相声起源于清末的民间，经过时代洗礼之后看到现在德云社等将其重新带入观众事业，单独截取建国后的几个时间点。50年代的资料来自于林培瑞先生与06年的论文集中相关的一篇，可能有用的资料包括83年的林培瑞先生的著作。
建国前，相声是无可争议的撂地文化，而在建国后，1950年初由老舍牵头与一众相声艺人及文学家组成相声改造小组，当时的任务一览表中提到的主要目的包括传播普通话和geming思想的同时希望将这种本属于地方的艺术形式推广全国。。
有趣的是，在反右以前（1957），相声艺人与学者对很对传统段子进行加工和改变，如在对对联中加入了“我投机，我发财，我享福，我命好，我活着死乐你老实，你受穷，你挨饿，你倒霉，你死了活该”的讽刺当时美国资本主义的现象的对联，虽然今天看来仍然具有讽刺和现实意义。同时例子还有有传统的报菜名改变的维生素用以宣传卫生意识。
除改编外，老舍，何迟和王国祥在兼顾艺术与思想性的基础上创造出很多成功的新作品，如买猴，开会迷和飞油壶。当然，在思想宣传的前提下，很多作品变成了纯粹的zhengzhi语录，例如把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常备军番号编成的贯口。
需要注意的是，相声的艺术形式本身决定了它讽刺现实的意义。如买猴中的做事粗糙和开会迷中的官僚主义等，这些元素最终也使得后来的悲剧。
有趣的是，我们来看一百年前在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的关系中，其中主要的论点是为什么改变小说可以改变国民性。两个分析点是：小说是社会上被阅读最广泛的文学体系，小说本身具有的支配人之道。在五十年后的初期建国，很有意思的发现相声同时完美的契合了梁的文章。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环境下，zhengfu和小组所作出的努力与20世纪初一脉相承。
转回80年代，相同于当时电影业的百家争鸣复苏（如黑炮事件，轮回等），响声同时又回到了井喷的状态，代表作如姜昆，马三立等的。当时的导演及相声艺人以不知道鳄鱼嘴何时再次关闭的勇敢描绘或反应现实。
然而，今天的相声呢，我们看不到文学性，看不到zhengzhi宣传，看不到讽刺现实（洗脸而非砍头），取而代之的是娱乐性和剧场化。我无意评价这种现象，只是觉得遗憾，郭德纲标榜的恢复传统相声，即清末至建国前时期，从艺术性和叙事程度我并不认为强于共和国初期有相声艺人和文学家共同编纂的成果，说穿了，把其中的宣传贯口去掉仍然是很有趣的相声。然而这些作品可能永久尘封在历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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